从医·从心——采访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柯晓燕教授

首先看到的是柯晓燕老师的背影，拖着行李箱，脚步匆匆，带着远行归来的风尘。老师前一阵在成都出差，为了节约时间，到达火车站后就直接赶到了医院。“请稍等两分钟。”她朝我们抱歉地笑笑。片刻后，换上白大衣的柯晓燕老师亲自将我们迎进自己的办公室，同时也欢迎我们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1991年7月，柯晓燕老师结束了五年的本科学习，从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专业毕业。1个月后，老师即进入附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下简称“儿童中心”）开始工作，成为了一名住院医师。五年大学生活的结束与工作生涯的开始，老师仿佛没有那么多的彷徨与无措——一毕业就工作，一工作就是二十年。谈及自己的选择，老师笑言：“主要是兴趣，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挑战一些。”

当时的儿童精神病学并没有另归为精神科，而是归属于儿内科。儿科专业分设多个实习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附属儿童医院，当然也包括儿童中心。当进一步在临床接触到儿童精神病学，它就如同一颗小小的种子，逐渐在柯晓燕老师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说起这段经历，教授坦言当时亲朋好友都不太理解。“他们觉得儿科医生是有点真本事的，心理医生太玄了，有点虚。”一番话让我们不由笑了。“但是我的一个医疗界的长辈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我说，我是觉得儿童心理卫生，第一，当时在国内做的人很少，第二，应该是有很大的需求，有发展前景。他（这位长辈）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前景有多少年。”确实有发展前景，但你能恰好赶上这个好时候吗？这个前景距离你有多少年，又能维持多少年？

可是未来，谁又说得准呢？从医当从心，秉志为帆，方可乘风破浪，一路勇敢前行。

面对未来人生的未知数，柯晓燕老师选择了用信念坚持，用行动探索。“那时候陶老（陶国泰教授，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来联系我的，我说我希望干这个专业。”她乐于尝试富有挑战的事物，且不把在发展、进步过程中出现的某个不确定因素当做全部，而就此失去接受和挑战的兴趣。“至少你还能琢磨琢磨这是什么病，这是怎么弄”，柯晓燕老师如是说。

理想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而本科时期积累的儿科学基础如同最肥沃的土壤，在接下来儿童精神病学的临床、科研工作中，给予了柯晓燕老师强而有力的支持。儿童时期是机体处于不断生长发育的阶段，不同个体、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都会导致不同的临床表现。正是这些儿科学专业的特性，让柯晓燕老师及早建立了良好的临床思维模式。

“他时时刻刻要知道（疾病在患儿）几个月大、几岁（时），不同的发展的里程碑。”——这是儿科专业学生最易建立的疾病发展观。

“这个（指孩子的哭声）就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站在个体的因素上去考虑。”——这是不同个体导致的临床表现的差异。

…………

儿科专业的学习、实习生活在柯晓燕老师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既具备着儿科医生特有的耐心与细致，敏感的性格又让她格外关注孩子们的经历与遭遇。“如果你做过儿童临床的工作，在血液病房待过，你见证过那些孩子（特指白血病患儿）和他们的家庭走过的历程，回头去理解躯体疾病对心理反应的影响、对家庭的影响，我觉得就会更深刻一点。”现实有时残酷得让人齿冷，当教科书中寥寥铅字描绘出的症状真正发生在现实，柯晓燕老师对儿童精神病学的了解越发透彻深入，她踏向这条道路的脚步也越发坚定和有力。

在儿科病区中，多是不谙世事的婴孩，不会表述病情，只会嗷嗷大哭，医护人员几乎无法和患儿直接有效的沟通，故儿科也被称为“哑科”。而孤独症患儿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患儿往往存在严重的社会交往障碍和交流障碍，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该如何读懂你，来自星星的孩子？”在这里，柯晓燕老师给出她的答案：“沟通是双向的，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去等待，对方会给你信号。”为了更好地与患儿进行交流，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接纳与关爱，柯晓燕老师详细了解了各年龄段儿童的语言、兴趣特点，在她的建议下，儿童中心整体被装饰成了粉红色，连角落里都有着别出心裁的童趣装饰，成为了孩子们温馨的小小港湾。

儿童中心更广泛应用了“儿童游戏治疗模式”，在游戏中建立与患儿安全的关系，鼓励孩子们进行自我表达与探索，从而改善情绪行为问题。如果说游戏是儿童的语言，那我愿意进入你的世界，与你进行最亲昵的谈话。疾病的鸿沟，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但我愿意用心搭作桥梁，等你迈开勇敢的第一步。

但是，亲近患儿，赢得患儿的信任就等于把个人情感代入到工作中吗？柯晓燕老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提到，在精神医学的专业培养中，便要求将个人情感同工作状态相隔离。情感的产生固然不可避免，要做的是及早觉察这种情感，然后矫正它的影响。而这就需要医者把自己与患者放在同一地位，平等地去对待患者。

讲到这里，柯晓燕老师分享了她在汶川地震后参与灾区心理急救的经历。孩子的母亲不幸遇难，而他本人更有着严重的外伤。极度的悲伤与无助，让孩子非常渴望与他人建立一个情感链接，而给予心理治疗的柯晓燕老师等心理医生无疑成为了他最佳的情感依附对象。“也允许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间里有个人情感的卷入，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专业上的调整，不由于这个孩子他对你情感的依附，而你又不可能承担他母亲的身份，将来对他造成二次伤害。”专业性的帮助使柯晓燕老师能够暂时地起到“拐杖”的作用，支撑孩子，但健康的心灵又何须“拐杖”？今时的“拐杖”很可能就是明日的桎梏。这一关，是孩子要渡的，也是诸位心理专家们要渡的。就这样，柯晓燕老师在每一次诊疗中进行思考，在每一次思考中取得进步，助人，亦是锻己。

个人思考所能想到的毕竟有限，因此柯教授也常常与同辈或是专家督导讨论研究，以此来促进自己，而前往国外进行学习交流活动自然也成了提升自己的另一个上佳选择。

柯晓燕老师曾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疾病诊疗方式，老师进行了许许多多的反思与自省，也对自己身上的担子、对精神医学的未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以美国与台湾为例，对于儿童孤独症的治疗，它们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专业人员也相对齐全，这些都值得学习与借鉴。如今国家正在加紧出台相应政策、建立相关体系，迎头赶上，柯晓燕老师说道，在这一过程中，她也会尽个人最大的努力，去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国家相应体系的建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种种原因、权衡，你的意见愿望可能不会立即被采纳，你要去理解，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不用去提意见。”她的话语或许不响亮，但却坚定无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医，为小部分患者治愈是锻己，为大部分患者发声则应该是理想与目标。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谈“精神”二字色变，对精神疾病、精神病患者讳莫如深，对精神科医生也有很多不理解。谈及这种现状，柯晓燕老师大方地笑笑，说道：“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脑科学的年代，大脑作为一个器官，和心脏没什么区别，每一个器官都有病变，没有什么差别。”老师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同样是器质性紊乱，心绞痛和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在发病时，也会不顾形象地大声呼喊，甚至因剧烈疼痛在地上无意识地翻滚。精神疾病与之相比，只是疾病的临床表现各有不同而已。

相反，为什么人们不理解甚至恐惧精神疾病呢？是因为大部分人对此知之甚少，对精神疾病存在着认知上的空缺。脑作为人体最精密和复杂的器官，承担着最繁琐和重要的任务，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其中的奥秘，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疑问仍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学科的超高难度导致其发展的落后，发展的落后又导致了人们对其的不理解、猜疑，甚至恐惧，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触碰这块领域，横亘在大众与精神疾病中间的仿佛是一个死循环，真相离人们越发遥远。说到这里，柯晓燕老师却出乎意料地莞尔一笑：“因为难，就可以做得更久一些嘛。”语气调侃，语意却不由让人心神一震。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学者身上勇于探索未知的精神，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从事科学研究是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社会快速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饱腹这种最基础的要求，转而更加关注自身精神健康，这也使得精神科医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面对着未来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柯晓燕老师给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