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慰丰:读万卷书的医学史大家

我的家庭和大学:

          爱读书的少年郎

我的父亲是中国最早从事保险事业的元老级人物之一，曾在中国船王董浩云（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的子公司“中国航运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务。从小就受影响，要学习一门有真才实学的技术科学，这对我后来报考医学有一定的影响。我自小在上海斯盛小学、斯盛中学读书。

我是解放初1951年考入江苏医学院，当时医疗专业120人，一开始没有分系的说法。上大学时没有教科书，解放以前的书基本不用了。当时上课是老师讲，我们记笔记。课后去图书馆看参考书和原版书。我暑假基本在校，一个星期回上海看看家里，然后返校读书。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多，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学著作。我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还有黑格尔、培根、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我碰到学校教哲学的张格伟教授。他很惊奇，说这些哲学书籍连北大哲学系的学生都很难读懂。1952-53年，学校不允许看原版书，将外文书全部封闭起来。我大学一到五年级，一半时间读医学类书，一半时间读文史哲书。当时其他学生大多是看专业课程讲义。

到三年级时，我们开始分三个专业方向：儿科、内科、外科。让我们学生自己填志愿，我知道我们学校颜守民教授是国内儿科界很有名的人物，因仰慕颜老的学问，我当时选了儿科。1955-56年到医院去实习，当时很多同学到外校实习了，留在本校实习的是王兆铭和我。王兆铭后留校担任病理师资。

江苏医学院实习期间的张慰丰

江苏医学院1956届毕业照

我的人生转折：

     北京医学史高级师资班

我对文史兴趣浓厚，在中学时就喜爱读书，看了好多小说，如《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榜》等，还有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文学著作。大学实习时没有想到要转行。在实习时看到有耳鼻喉科医生，给病人做扁桃体切除手术，动作很快，从治疗上看没有问题，但是病人很痛苦。感受到当时有些医务工作者缺乏人文素养，注重技术，治疗粗暴，忽视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医学是针对人的，是人学。我跟其他人体会不一样，更强调医生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我本来对文史类就比较感兴趣，陈邦贤先生1951年到江苏医学院任教，教授医学史。我当时是这门课的课代表。陈教授是中国撰写《中国医学史》的第一人，这也是中国科技史的第一本书。校史馆有收藏。没想到，1956年陈邦贤教授点名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医学史高级师资班学习。这个师资班是卫生部委托北京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合办。我到北京去，户口档案都到北京了。卫生部对这个师资班十分重视，开班时当年的卫生部长李德全亲临班级主持讲话。这个班当时聘请了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教授来讲课。中西医学请北京中西医学界著名学者作各种专题报告，哲学请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等教授讲中国哲学史，历史地理学等请北大的侯仁之教授讲课，化学史请中科院的袁翰青教授，考古人类学请北京猿人发现人斐文中教授，医疗保健史请当年苏联留学回国的钱信忠副部长（后为部长）。中西医学史由李涛、陈邦贤等亲授。

当时北京学术气氛很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在北京买书，看到好书就买，买到最后，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一年学习临结束，北京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陈邦贤等决定留我在北京，但当时人事去留由组织决定，南医希望我返校，于是我服从组织安排返回了南医。

全国医学史高级师资班合影

我的研究生涯：

  寂寞而又充实的医学史领域

1957年开始反右，有些学员回校后被打成右派。等到文革结束他们平反，人已经五十几岁，事业上没能有所建树。那个年代不敢讲授西方的学说，如果讲外国医学史，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我不能开设医学史课，我进了中医教研室，讲述中国医学史等课程。

医学史不太受人重视，做医学史研究要甘于寂寞，习惯坐冷板凳。我不去计较荣誉得失，安心做学问。医学史最重要的是要有图书，我没有经费，只好自掏腰包去买书。当时南医魏善钊书记，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他特别欣赏我。还有原卫生部医学教育司朱潮司长后来也是我的好友，认为我是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

医学史研究别有洞天。我认为医学史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医学内史，一个是医学外史。医学内史专门研究医学技术领域；医学外史专门研究医学与文化、经济、哲学、社会学、政治等有关领域。到了21世纪以后，医学史开始向医学外史发展。其实目前医学内史还没有搞透。有好多医学史家，一般只研究一个人、一本书。我不反对，这个需要有专人来研究。但医学史家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从宏观的角度，跟人类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提高到这个高度，更能知道医学将往哪方面发展。

我跟医学史界的几位巨头都有密切接触，如陈邦贤（我校医学史创始人）、李涛（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王吉民（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现在医学史领域有三派，一个是李涛派，传人程之范、张大庆；一个是陈邦贤派，传人李经纬、蔡景峰。还有一个就是王吉民派，传人傅维康。我对名利看的淡薄。当年陈邦贤教授将《中国医学史》（1919年第一版）送给了我，隐含传他衣钵的意思。我考虑到当时北京李经纬教授所在的学科力量较之南医强大。我主动将这本书转赠给李经纬教授。后来全国选医史学会副会长，多人提名我担任，我怕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推辞了这个职务，推北京李经纬教授为会长。

张慰丰教授将陈邦贤教授《中国医学史》第一版著作赠送给

李经纬教授

人家以为我搞医学史，就是钻研古董书，实际上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知识我都关心。做学问不能囿于当前，而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自己做出的学问是否能经历漫长岁月的洗礼。如我撰写《关于人类基因组解读计划的某些思考》这篇文章，针对“基因问题搞清楚就能解决医学一切问题”这个观点进行冷静思考和论述。过去细胞病理学认为找到致病的病原体，切除病变器官，就能消除疾病。实际上并没能完全消除疾病。在撰写《中医理论体系的再认识》一文，我用系统论、控制论、模糊哲学等多种理论来论证中医理论体系。

张慰丰教授主编、参编部分著作

我的为人信条：

        不卑不亢不傲

我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在医学领域中只能掌握很狭小的领域，个人的业务成就是历史时代造就的，不是一个人所能左右的。现在的临床医生属于专家型人才，业务专业书看的很多，应该再多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书籍，提升人文素养。有些主任医生有一股傲气，我觉得不必这样。我参加学术会议，哪怕是我组织的会议，照相合影时我喜欢站到后面。我认为不居功自傲，不卑不亢不傲才是妥当。要保持公正、待人要诚恳。

我在参编《医学大百科》、《世界科学家大辞典》、《清史.医学卫生志》等著作时，与医学史界其他同志合作愉快，从不会为署名先后、付出多少而争执。我认为做人做学问，“德”字为先。

做人做事眼界要看远，应该从历史的高度看待事物的进展，看中国发展前途，不要看一时一地的评价。当事情发生后，我会考虑今后会有什么影响和评价。我对喜欢读书的年轻人特别支持，喜欢赠书给年轻人，给年轻人买书送书。我也给校长、教授送书。我认为年轻人要多读书，不能只读几本书，要广泛阅读，读书之后便会“找书”了。我平时处理完日常生活琐事，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在床边也放很多书籍，方便查阅。

张老家中部分藏书

我这辈子在医学史界做了一些工作，我也对整个医学教育、医学模式转变出了一些力。1981年12月底年在南京召开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讨论医学模式的演进。我是大会秘书长。我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起人之一，现在这个新的医学模式已被写进教科书里。

1990年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司长朱潮和我合著的《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出版，这本书是对解放后40年的医学教育进行的一次历史性总结，曾获1991年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现在很多医学教育研究人员还在引用这本书。这本书是代表国家写的。写医学教育史，卫生部具有权威性。这本书参考了当时卫生部很多内部材料。我对有些政策动向也很敏感，当时卫生部王斌、贺诚的中医政策出了问题，毛主席批判他们。我注意到《健康报》上登载的批判文章，我将材料裁剪下来留存。朱潮司长考察看中了我的才、德、学、识。当时文革刚结束，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政治上斗争还是激烈的，一方支持改革开放，一方支持走老路。我在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写这本书，考虑了30年、50年以后的留存价值，我排除了左右的思想干扰，把握了历史性发展方向。现在看来，这本书还有保留价值。

《新中国医学教育史》

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金奖

（张慰丰，右1）

中央政治局李德生委员等为张慰丰教授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