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华教授：集团队全力，为儿科事业继往开来

1957年，陈教授17岁，考入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医学院建校初是以医政类为主的学校，学校几经周折，教学条件较简陋。在陈教授大一下学期时，从镇江搬至南京，学校更名为“南京医学院”。

不同的生活习惯、复杂的政治环境，回忆起那段时光，陈教授说：“我们那代人都非常非常努力。”五年后陈教授毕业，服从分配，以颜守民教授的预备研究生的身份留在工人医院（现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

当时工人医院的儿科规模小，床位六十张，晚上急诊和病房同由一位医生负责。后来，陈教授曾到南京儿童医院和南京传染病院轮转，“那时候脑膜炎病人很多，我们一晚上做腰穿做到手都提不起来。白喉也很多，小孩子送过来都快要窒息了。”从1962年-1984年，陈教授担任临床儿科医生22年，见到了更多的病人和病种，这段经历对他以后“做儿保的人必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理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谈及选择儿科的初衷，陈教授笑笑，“很坦率地讲，我在工作前并不是自愿选择儿科，我们这代人的概念是国家要你到哪就去哪。但工作以后也慢慢地喜欢上儿科了。“其实儿科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人怎么长大的呢，不就是儿科医生保卫着的么。”陈教授对儿科医生的贡献有着极高的评价。

当时的儿科还处在起步发展的阶段，陈教授认为，我校儿科学系的发展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颜守民、钱倩、姜新猷三位前辈功不可没，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颜守民教授是我国现代儿科学宗师，对中国现代儿科学创始与发展贡献卓著。因为儿科学是有一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很多成人的疾病起源或起因於儿童，关键的预防期在儿童。我校儿科学的创立是对我国医学的一大贡献，也是我校医学和医学教育的一项突破性发展。

颜守民教授为人却十分内敛。他对自己与学生的要求非常高，查病房时医生背病历是家常便饭，冷不丁还会抽问各项指标的正常值。钱倩教授是我校在儿科学中创建儿童保健方向的第一人，条件之艰苦不言而喻。姜新猷教授作为颜守民教授的第一位研究生，虽性格内向，却使南医大儿科成为一个博士点，对科研建设有着极大的贡献。颜守民、姜新猷教授还是全国小儿肾脏病协作组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国内小儿肾脏病的研究和治疗领域负有盛名。陈教授有幸很早就在他们领导下参与了小儿肾脏疾病的研究和协作组的组建工作。

陈教授也见证了颜守民与钱倩教授对于儿科与儿保的重视与研究，逐步转变预防与治疗关系的看法，深刻地认识到儿童保健对于未来儿童健康的重要性：“治疗的是治一个人，而预防是一群人。”这对陈教授以后重点研究方向的选择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966年陈教授考取了颜守民教授的研究生，但因为文革未能入学。“恢复后我也没有再去考，而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不断地实践，努力提高自己。我们这代人都是这样。”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进高校各地，我校恢复南京医学院独立办学后，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学校的儿科不可能发展。”陈教授如此评价。

1981年，南京第四人民医院被划归我校为第二附属医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与混乱，第四人民医院设施非常简陋，“你们想象得到吗？连灯泡里面的电线都被拆掉了，医院里的人都被下放下去，医院就是一个空壳子。”加之一些特殊的原因卫生厅不认可医院的身份，拒绝提供建设医院的资金，当初的临床、教学与科研条件之艰苦不言而明。

1986年，时任二附院副院长的陈教授通过四处奔走与宣传，使得二附院建立起了第一幢妇幼保健楼，轰动当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陈教授努力邀请到了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和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前来为新楼剪彩，“这样我校儿保（的名声）就打出去了，人家都晓得南京医学院有一幢儿保的楼，有了这个楼，就可以在里面做事。”

楼建好之后，陈教授着手进行医院的人才培养。“我当时定一个（标准），凡是进来的人都要经我考察。”陈教授拒绝了一切走“后门”的人，一个一个地认真筛选。正是这种对儿科事业认真严谨的态度，培养了一批批儿科事业的中坚力量。

对于人才学习方面，陈教授更是非常重视。“对于儿童保健，我们当时非常要紧的就是，不断地送（人才）出去培养。”“我有一个原则，你只要是愿意出去学习的，我都支持。”

“一有基地，二有人才，机遇就来了。”陈教授果断抓住机遇，组织开办全国儿童保健学习班并编写了一系列的教材，其中《儿童保健学》经过4次再版印刷（现正在编写第5版），成为国家卫计委指定参考教材。他还将原有的两个实验室（肾脏疾病和儿童保健）合并，优势互补，促进学科更高、更快的发展。

在姜新猷教授之后，陈教授通过答辩，成为我校儿科专业的第二位博士生导师。郭锡熔（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附属妇产医院副院长）、黄松明（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李晓南（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儿童保健教研室主任）、夏正坤（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儿科主任）、甘卫华（二附院副院长）、张爱华（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童梅玲（南京儿童保健所所长）等等，这些在儿科专业学生中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由陈教授团队中培养的接班人。（备注：访谈中陈教授提及很多学生与后辈，因篇幅有限，文章中没有逐一提及，敬请谅解。）

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普遍外语水平低下。为了快速提高学生外语水平，陈教授带领学生着手翻译大量国外医学文献资料。时值儿科学最完整、最权威的经典教科书《尼尔逊儿科学（第15版）》从美国引进，陈教授担当主译之一，带领学生完成其中约150万字的译著工作。

与此同时，在陈教授的督促下，学生们不断将自己的译著和综述作品“轰炸式”地大量投递出去。“使在每一期《儿科国外医学动态》上都有他们团队的名字。”“人是逼出来的，真的！”往事艰辛，谈及学生们的成长成熟，陈教授却无不为此骄傲。

随着一篇又一篇科研文章的发表，学生们被陈教授推到了第一线，在摸打滚爬中不断向前。他们渐渐地可以主导完成一篇综述，成为科室的领头羊，尝试着去指导完成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渐渐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不是个人的事。”陈教授不断地提到这句话。从过程看，科研项目的成果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团队的协作；从结果来看，医学科研发现是推动国家社会发展，造福全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