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涵：心系中国儿科未来 守护儿童健康发展

朱宗涵， 1941年10月生，苏州甪直人，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英国纽卡塞尔大学留学。长期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专业工作，以及卫生行政管理。现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儿童早期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生命科学协会儿童早期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曾担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主任和ARI专家组成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儿童基金会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主任委员,澳大利亚QUT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发表 《小儿内科学》 《生物信息学》 《灾害儿科学》 《育儿新概念》 《儿童早期发展总论》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等10余本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曾获国家、部、市级科技奖多项，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科技部非典科技攻关先进个人,北京非典防控先进个人，2003年美国CDC Nakano奖等奖励。

朱宗涵1941年出生在美丽的江南水乡苏州甪直，他曾就读于苏州中学。那时的他物理学得很好，一开始并没有学医的想法。在高三时，母亲患病去世了，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决定学医。

1959年朱宗涵来到南京医学院读书，这时已过了“大跃进”，大学教育是很正规的。南医所有的课程老师都非常正规化。上学期间还安排下乡劳动锻炼，“向贫下中农学习”。那时正赶上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每人定量25斤粮食，以大米、馒头为主，没有油水。他说很多男同学还是吃不饱。有同学夜自习课后饿得受不了，跑到学校外面花5分钱买碗酱油汤充饥。当时学校的生理教研室研制了“人造肉”，利用一些菌类品种，如小球藻等在教学大楼楼顶平台上种植，制成片剂，拿去给农村医疗队，治疗农民的营养不良性浮肿。他周末也会帮教研室养菌类。在大学时，朱宗涵比较沉默低调，很多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日后能表现出卓越的行政管理潜能。

大学毕业时，他学习成绩优异，被中国医学科学院挑中，分配到了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专科。但去报到的时候，又被通知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原来当时儿科研究所需要男医生。就这样他转到了儿科领域。

他在儿科研究所临床研究室工作，同时去北京市儿童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入职第一个月就是学习儿科护理，跟着护士老师练习给婴儿喂奶、换尿布、洗澡、喂药。对于娇小柔弱的婴儿，他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抱。研究所很多专家都来自协和，实行协和传统的“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令他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后来他先后参加北京农村医疗队，下放位于江西永修县的卫生部五七干校。不管处于什么环境，年轻时的朱宗涵都不忘学习。那时五七干校里卧虎藏龙，来自北京的很多专家云集这里劳动锻炼。他们在干校所在的农村还就地办起了医院，为当地农民看病。朱宗涵在干校遇到了两位恩师，一位是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主编孙明珍，一位是研究所五十年代留美回国的沈淑瑾教授。两位老师在晚上业余时间教连同朱宗涵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学英语。豆大的煤油灯下，老师拿出自己刻钢板油印出来的讲义认真教学，沈教授还送给朱宗涵一本美国带回的原版《尼尔逊儿科学》，这是儿科学最权威的经典专著。朱宗涵每天抄写着单词，随时随地夹带着单字本背英文，很刻苦。朱老说，当时学习《尼尔逊儿科学》英文版还救过人，“县医院一个小孩得了严重的全身性水痘请会诊，我需要知道如何去处理，就通过翻阅《尼尔逊儿科学》，查到了治疗方法。小孩治好了！”他很感谢当时遇到的好老师，那些老师无私地为他们辅导，就是希望年轻人能成才。当时的军代表和支部书记也比较开明，默许让他们学习英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担着很大风险的。

文革结束，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朱宗涵首批考取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1983年、1987年又先后赴英国纽卡塞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不多的留学生。这时的朱宗涵，城市农村、国内国外不断切换着，这些曲折而又不平凡的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

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改隶北京市，很多人认为研究所前景不明，士气低落。北京市卫生局领导来所里调研，考察干部。他们发现朱宗涵表现出一股乐观的精气神，令他们印象深刻。随后他被任命为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1年又调至北京市卫生局，先后担任副局长、局长。谈及这些经历，朱老谦虚地说，他能被相中委以重任，一方面是当年他是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另一方面是他的积极乐观感染了他人。

在北京地区，祖国的心脏，他接触了很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很多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全国性的重大疾病防治等卫生项目，还曾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同志担任过抗击非典工作的顾问和专家组组长。对于从政的那段过往，朱老寥寥几句带过。他说，还是从局长位置退下后，现在做的事情更有收获，比如现在参加农村婴幼儿营养改善项目，已覆盖所有8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他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筹建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担任首任会长。这时他已离开儿科有10年时间。再次返回儿科，他发现当时儿科本科专业被取消了，自然科学基金儿科目录也取消了，所有儿科申请的项目，都由成人学科的专家来评审，儿科失去很多话语权。他觉得很奇怪，儿科界竟然没有很大的反响。

他带领儿科分会的同事开展了儿科资源调查，发现儿科存在“人力、机构、药物”三个缺乏。他担负起儿科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的责任，开始积极为儿科发声，呼吁恢复儿科系，呼吁国家加强儿童健康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经过他为首的不懈呼吁和提案，国家实施了儿童医疗保障制度，成立了国家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实施了基层儿科医生转岗培训。高校恢复了儿科专业招生，恢复了儿科系，上海、南京、重庆、北京等地陆续新建了儿科学院。

令人鼓舞的是，习近平主席于2016年3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16年起39所医学院校恢复招收儿科专业的医学生，“十三五”期间，增加儿童医疗机构建设，达到所有省会城市有一所儿童医疗机构，每300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一所儿童医疗机构。儿童医疗保险也不断得到完善。朱会长欣慰地跟我们说，这些努力是值得的。

朱宗涵教授心系南医，一直与南医的陈荣华教授、黄松明教授、童梅玲教授、池霞教授等专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并与童梅玲教授合作撰写《运动和儿童早期发展》、《育儿学的科学原理和实践》等专著，与池霞教授合作编撰《0-6岁儿童分段运动指导手册》。

他认为，儿童早期发展是成年期基本素质形成的最初阶段，影响深远。但目前儿科学界追踪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进展不够，人们对儿童早期阶段重要性的意识还不够。他为本次论坛做了题为《建立基于儿童发展的儿童医学创新体系》的报告。他认为，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都是基于成人医学的体系，不能充分反映儿科的特点和规律。目前儿科学已复制完成了从成人医学而来的所有学科，如内、外、皮肤、五官、口腔等。另外还有儿童保健、围生医学、新生儿特有的学科。他提出：如何展望儿科学发展的未来？如何创新，探索建立基于儿童发展的儿童医学创新体系。

朱会长说，“儿科学”（P e d i a t r i c s）又称为“儿童医学”（Child  Medicine）。儿科学应关注人类生命早期，从生命形成开始到成人期前整个发育阶段的健康和发展。儿童医学要以发育生命科学为基础，关键词是“发育”。他提到，儿科和成人最明显的区别是小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受精卵逐渐变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成人，其中还有很多未知的科学领域值得探索。比如，早期发育过程中，受精卵由一个细胞变成一个新生儿，这是复制了生物几十亿年进化的全过程。朱教授认为要重视生命最初的1000天。这1000天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重要阶段。

朱宗涵会长关心着儿科学院的未来走向，他期望儿科学院能在新的历史起点，探索新的儿科教育体系。他认为，儿童医学应该包含基础儿科学、临床儿科学、预防儿科学3个领域。目前基础儿科学受到忽视，《基础儿科学》教材已经绝版，亟需儿科学院牵头重编教材。他提到，儿科还需要全面的技术支持，如护理、影像、检验、药物、麻醉、公共卫生、心理等。这些与儿科相关的专业医师，都应在儿科学院接受儿科的基本训练。

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医学人文很重要。”在医学教育课程、儿科临床医疗中，要牢记“医学是为人服务，是为处在困难情景中的儿童服务”的特征。建议要给学生开设相应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要学会关注患儿和家属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对于母校的学子，朱会长寄语，“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们应该要有更加开阔的格局和更宽广的视野。”对于当今的儿科医学生们，朱会长期望，“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院不仅要培养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优秀的儿科医生，还要造就具备远见卓识，能规划和推动儿科事业发展的战略家。”朱会长以身作则，他为恢复儿科系而呼吁奔走，为建立儿童医疗保障制度而多次提案，为创建新时代儿科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亲身示范了一名儿科战略家的作为。